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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从晋阳走出去的汉文帝


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人为镜,可以知得失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,三晋大地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和艺术家。本次刊登的杨瑞武先生的文章,介绍的就是从古晋阳走出去的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。其实,每位有成就的名人,都以其对国家、民族的卓越贡献而彪炳史册,传之口碑,成为一种精神财富。当然,君主者亦不乏其人。在历代君王中,有的在国家、民族出现危机时,能坚持统一、反对分裂,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;有的在国家、民族遭受侵略时,能果敢地领导广大人民进行英勇抵抗,体现了为国献身的精神;有的当社会处于危难时,能不畏艰险,锐意改革,坚持以民为本,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迈进。在搏斗与改革中,有成功也有失败,其历史经验教训,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人们来说,都是有所启迪的。
14.jpg  编 者

 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帝国,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西汉到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,历14帝210余年;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灭新复汉,建立东汉又传帝14帝,历196年,前者曰“前汉”或“西汉”,后者曰“后汉”或“东汉”。在28帝中,刘邦(前256年前195年)是打天下的,他在楚汉争霸中击败项羽,夺取秦朝天下,诛灭异姓诸王,称雄于世;汉武帝刘彻(前156年前87年),在位54年,削弱王国割据势力,打击地方豪强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巩固了中央集权,派张骞出使西域,任用卫青、霍去病反击匈奴,定国安邦,使刘氏大汉王朝达到了极盛。但我们不应忽视在汉高祖刘邦、汉武帝刘彻之间的汉文帝刘恒、景帝刘启,实乃为大汉帝国巩固王位的盛世之君。可以说没有历时39年的“文景之治”,就不会有汉武帝平乱拓疆,建立大汉帝国的丰伟业绩。

  吕后专权汉室危

  携母出京居晋阳

  刘邦夺取天下后,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,给汉室王朝留下了隐患。

  刘邦死后,太子刘盈还年幼,又比较懦弱,吕后代理朝政。不久刘盈死,立少帝,后又杀少帝,吕后亲自临朝称制,史称高后。吕后,名吕雉,字娥姁,是刘邦的原配妻子。楚汉之争中,她佐刘邦定天下,诛灭异姓诸王,是一个热心参政、擅于专权的人。

  吕后专权后,不顾刘邦生前曾与群臣杀白马,饮血为盟立下的“今后不是刘姓不得为王,不是功臣不得封侯,背建这个盟约,大家共同讨伐他”的“白马盟”誓言,大封吕氏外戚为王。她的内侄和内侄女先后封为王的有她的大哥吕泽的儿子吕台、吕台的儿子吕嘉、她的兄弟吕产、她二哥吕释的儿子吕禄、吕禄的儿子吕通,连她的妹妹吕媭也封为临光侯。吕后临终时,还立吕产为相国,吕禄的女儿为皇后,吕禄为上将军,统领守卫京师的北军,吕产统领守卫京师的南军。真是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。而对其他功臣却大加排挤、削弱,尤其是曾得到刘邦宠幸的宫姬都遭到打击和暗算。吕后企图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,汉室天下濒临危机。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代王刘恒,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被迫携母离京,来到代国,在晋阳长大的。

  “龙潜”晋阳十六载

  刘恒治代得民心

  刘恒的生母薄太后是吴地(今江苏苏州)人,其父史书未见有较详记载,只说死于秦时,葬于会嵇(今浙江绍兴)。她的母亲魏娼,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时,把她送给了自立为魏王的魏豹作为后宫之人。不久,魏豹叛汉归楚,在一次战斗中被刘邦的大将曹参打败。刘邦变魏国为郡,薄姬(即薄太后)被迫到织室织布。一天,刘邦来到织室,见薄姬长得美貌,便召进后宫。不久于汉高祖五年 (即前202年)生下刘恒,为刘邦第四子。公元前196年,刘恒长到7岁那年,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的陈豨叛乱,便立刘恒为代王,因为他年幼,一直住在京城。前195年,刘邦死后,许多受到刘邦宠幸的宫姬都遭到吕后迫害,被关了起来。最受宠爱的戚姬,被残害为“人彘”。由于薄姬自生了刘恒,便一心照料孩子,很少与人接触,且她生活低调,与人无争,才得已离京外出,随刘恒到晋阳做了代国的代太后。

  刘恒从七岁来到晋阳做了代王,驻节晋阳,到23岁即位文帝,在民风淳朴的晋阳共生活了16年,史称“刘恒治代”。刘恒在晋阳期间,实行轻徭薄赋,与民同息的政策,以德化民,以农为先,把晋阳治理得民富国强,成为阻挡匈奴南下的屏障。文帝即位后,封代国为二,封皇子刘武为代王,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,都晋阳。之后又并太原、代为一国,国号曰代,都晋阳,以皇子刘参为代王。到武帝时,废代国,设太原郡,21县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:汉代太原郡属并州,有“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,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,县二十一。”那时的太原包括北至繁峙,南至介休的整个太原盆地。当时的山西境内252万人口,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太原境内。被称为“东带名关,北逼强朝,年谷独熟,人庶多资,斯四战之场”。刘恒治代的经历形成了他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。刘恒即位以后,不忘太原故地,曾先后四次巡视代地,驾幸太原,问民疾苦,赈灾济贫,赏赐官员。在《汉书·文帝纪》典籍中有多处记载。其中,前177年记载“幸太原,见故群臣,皆赐之,举功行赏,诸民里赐牛酒,复晋阳、中都民三岁租,留游太原十余日。”前169年那次回来,还在晋阳过了春节。

 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,刘恒在晋阳生活期间,经常到清徐马峪一代牧马,与民叙说。据现存清顺治年间《清源县志》载:“马鸣山在县西十五里。汉文帝牧马于此,有印驹城。”又据1924年12月清源县名胜古迹调查志载:“马鸣山在城西十五里,山势陡峻,径若羊肠。相传汉文帝曾牧马于此,有印驹城,遗迹尚存。”农历二月二日,是我国民间的“春龙节”,亦约“花朝节”“踏春节”“青龙节”,寓意“惊蛰”过后,大地复苏,阳气上升之意。而山西民谚有“二月二,龙抬头”的说法。尤其是太原晋源一带流传,汉文帝在晋阳“龙潜”十六年,二月初二这一天,是他离开晋阳返回长安立为文帝的日子。据说,当时老百姓纪念“二月二”,是为了庆贺刘恒登基,“真龙”抬头的日子。

  在民间还广为流传汉文帝“侍母孝道”的故事,刘恒在晋阳治代期间,与母亲朝夕相处,十分孝顺,返京称帝后仍一如既往侍母尽孝,传为佳话。中国传统道德文化“二十四孝”故事中,有“文帝尝药”一篇,家喻户晓。曰:“亲尝汤药,仁孝临天下,巍巍冠百王,汉庭事贤母,汤药必亲尝。”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:文帝生母薄太后,帝奉养无怠,母病三年,帝为之目不交睫,衣不解带,汤药非亲口尝弗进。仁孝闻天下。

  返长安即位文帝

  轻赋徭民生为先

  公元前180年,吕后去世,汉室天下,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。据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吕后执政时,加封为王的吕台、吕产、吕禄;内侄孙吕嘉、吕通等一班内戚,准备发动宫廷政变,一举取得汉室天下,京城内外,剑拔弩张。在外领兵的大将灌婴和齐王刘襄与在朝中的刘章、周勃、陈平等策划联合对付诸吕。周勃入北军不得进,只好派郦寄去游说吕禄,吕禄轻信郦寄之言,把北军兵权交给了周勃。周勃取得兵权后,又派朱虚侯刘章在未央宫杀死吕产。这样夺得南北军兵权后,捕斩了吕禄,诛灭了诸吕男女老少。

  平了诸吕之后,众位大臣们说,从前吕太后所立的少帝和现在的皇上都不是先帝的亲骨肉,还把别人家的儿子冒充先帝的儿子,都封了王。现在诛灭了吕氏,这些冒充皇子的人将来长大了还不是吕氏一党吗?不如斩草除根,重新在刘氏诸王中挑选一个最贤明的立为皇帝。有人说,齐王刘襄是高帝的长孙,可以即位;很多人不同意。因为齐王家的丈母娘家势力比较大,恐怕将来再来一个吕氏专权。周勃、陈平主张立代王为帝。理由是:代王是高祖的亲儿子,年龄最大,谁都知道他人品好,又很有能力。他的母亲薄氏素来小心谨慎,不过问朝政。立代王为帝再合适不过了。大臣们见周勃、陈平这么主张,都同意了。当即打发使者去迎接代王刘恒。当迎接代王的使者来到晋阳,向刘恒说明来意时,他还不敢相信,有点犹豫。他召集身边的官员商议,即中令张武等主张不去京城,他说,像陈平、周勃这些高祖时的大臣,善于计谋,不可轻信,应该托病不去,以观其变。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,认为经过高祖、惠帝,刘氏天下的根基已经牢固,诸吕兴乱,民众不服,这是民心所向的证据。代王是高祖现在最年长的儿子,又以仁厚闻天下,拥戴他为皇帝,扶汉室,正在情理之中。刘恒一时拿不定主意,便去问母亲薄太后,薄氏吃过许多苦头,对宫廷斗争之险恶心有余悸。母子商量了一下,决定一方面打发薄氏的兄弟薄昭到长安去见太尉周勃;一方面又请来占卜的人,卜问凶吉,结果得到了个“大横”的吉兆,刘恒这才放心。薄昭到了长安,周勃向他们说明了大臣们立刘恒为皇帝的真意。薄昭回到晋阳转告了刘恒和薄氏,这才启程进京,立为文帝。

  可见文帝登基,既是偶然,也是必然。他并非高祖宠爱之子,其母薄氏也非宫中得势之人。母子二人时刻担心遭吕后暗算,远离京城,在逆境中得以生存;然而这正是文帝从小就养成无荒淫之举、骄矜之态的主要原因,这为汉文帝日后的作为打下了坚定的基础。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,主张轻赋薄徭,民生为先。他即位的第二年(前178年)他的谋士贾谊上了一道奏章,说,管子(管仲)说过,“贮藏粮食仓库满了,才能够讲理节,有吃的有穿的了,才能够谈到什么是荣耀,什么是耻辱。”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,要说把天下治好,从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。一个男的不耕种,就有人会挨饿,一个女的不纺织,就有人会受冻。因此,朝廷应当劝百姓勤于耕作,使天下人都能安居,天下人都能自食其力,好吃懒做的人也都参加了农业生产。这样,天下就太平了。汉文帝十分同意贾谊的建议,在当年春耕前,他即下了诏书,劝百姓多生产粮食。他说,粮食是天下的根本,人民是靠它养活的,如果人民不耕地种,就不能生活。我要亲自率领臣子劝人民耕种。并且恢复了天子“籍田”劝农制度。所谓“籍田”,就是每年春耕前天子要亲耕农田,做天下耕田之始,以此鼓励农民积极种田。由于文帝即位后年年坚持这样做,并斥责那些不重视农业,玩忽职守的地方官。他还责成地方官对农民缺少五谷种子或者没有口粮的,各县要借给他们,各地官吏要下乡进行农贷。由于种种措施的实行,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。同时,文帝还一再下诏,减轻田赋。文帝继位第二年就免除天下田租之半;第三年又下诏免除晋阳(今太原)和中都民众赋税。前167年,又再次下诏免除全年田地赋税,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是很少见的。在徭役方面,以前成年男子一年要服一次徭役,文帝时改为三年一次。文帝还下诏赈贷鳏、寡、孤、独和穷困之人,八十岁以上的每月赐给米、肉、酒;九十岁以上的加赐帛、絮(衣被)。据载,关东官吏宣布诏令时,老弱病残都拄着拐杖去听。还要求各县县令要亲自检查落实。经过文、景两帝的治理,使西汉社会出现了太平盛世景象。据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:“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织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”国库里存的钱多得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得不可计数了,粮库的粮食多得溢露在外面,腐烂得不能吃了。

  减刑律以身守法

  促和谐睦邻四方

  秦失去天下,除横征暴敛,徭役苛重之外,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刑罚太重。刘邦进入咸阳之前,在坝上,宣布“约法三章”,以便扩大政治影响,笼络人心,以利夺取政权,汉朝建立以后,为了巩固统治,让萧何制定了《九章律》,虽然废除了秦的暴政,但法律条文比秦时更严密了,在盗、贼、囚、捕、杂、具六律之处又增加了产(婚姻、赋税)、兴(擅兴、徭役)、厩(畜牧马牛之事)三篇。

  汉文帝即位不久,就召集大臣商量,他说,没有法令是难以治天下的,定法的目的是禁止横暴,鼓励善良。可现在一人犯法,除他自己遭依法惩处外,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都要受连累,一起受刑。这种做法不好,你们商量可否改变一下。掌管法律的大臣说,老百姓不能自己约束自己,才制定了法律,一人犯法,将亲属也来办罪,是为了使他们互相监督不敢轻易犯法,还是不改为好。文帝坚持说,法令公则百姓忠厚,判罚得当则百姓顺从。官吏的职责在于治理民众,引导他们向善。如果光靠严刑峻法,只能导致他们暴乱。在文帝坚持下,众大臣都转口说,皇帝对民众的恩德高厚是我们臣下无法相比的。于是文帝颁布诏书,废除连坐法令。文帝在位期间,除了废除连坐外,还废除了肉刑。汉文帝不仅减轻刑罚,而且带头遵守法律。据《汉书·张释之传》记载,汉文帝一次出行中渭桥,有人从桥下走出,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。掌管刑狱的廷尉张释之,依法判处此人“罪金”四两。文帝认为处罚太轻,要求重治。张释之回文帝说,法律是为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。如果我们轻易改变,就会使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。文帝终于表示同意,说廷尉做得对。还有一次,有人偷盗了高祖庙前的玉环,张释之按盗宗庙御物之法定为弃市。文帝则以其侵犯皇权要处族刑。张释之问道,现有人盗宗庙就处族刑,假如有人取了长陵的土,那又将做何处理呢?再次说服文帝,文帝说张释之处理得对。再有一次,是太子入司马门不下车,当时任公车令的张释之,追止,不准入殿门,并以法劾不下车为不敬。文帝为此事向薄太后谢了罪,将张释之提升为中大夫。

  匈奴对中原的侵扰从战国以来就成为边患。面对匈奴的入侵,汉文帝一方面进行积极防御,一方面对匈奴抱有结盟的诚意。他说,我很不圣明,恩德不能施于远方,致使中原以外的国家不得安宁,远方的民族不能安稳生存,疆域以内的民众劳役繁重,也不能安居乐业。这两个罪过,都在于我的德薄不能远达。他常常为此惶恐不安,为民担忧。他考虑到国家和万民的利益,派出使者去向匈奴单于说明愿彼此抛弃细小的过失,顾全大局,结为兄弟,商定和亲从当年开始。与匈奴和亲后,匈奴并没有信守盟约,又发生了背约入侵。文帝只令在边塞加强防守,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去作战。几个月后,匈奴就渐渐离去了。对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也是如此,如南越的赵佗,在吕后临朝时自立为南越武帝,因为吕后下令禁止把铁器卖给南越,关闭了从长沙通往南越的关口,使汉朝同南越断绝了往来。于是赵佗就按照汉朝的仪式做了南越的皇帝。文帝即位后了解到赵佗是真定人 (今河北正定),祖先的坟墓都在那里,就派人去给他家修理坟墓,还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进行维护,又招来赵佗的弟弟,加以优待,报之以德,并派贾谊出使南越,赠以厚礼。赵佗深为感动,立即去掉帝号,向汉朝称臣。由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基本上采取一不好大喜功,二不炫耀国威的睦邻友好政策。同匈奴、南越以礼相待,兄弟相称,对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,增进友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,对促进汉代各个时期的民族融合,为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。

  倡俭廉开言纳谏

  开盛世历代风范

  汉代时,战国阴阳学派邹衍的“五德终始”星象学说十分畅行,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,都认为是“水、木、金、火、土”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终而复始的变化,包括帝王兴替。汉文帝也十分信奉这一说法。他即位第二年的十一月底,发生了日食,这本是正常的自然现象。他却认为,这是上天对他的告诫,他说,我听说天生万民,为他们设置君主,以抚养和治理他们,君主不贤德,施政不公平,上天就显示灾象,加以告诫。并宣布诏令,让大臣都要好好想想过失和不过之处,希望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,并且向他推举品德贤良和能够直言进谏的人,以纠正过失和不足。这说明汉文帝政治谨慎,虽然他的说法缺乏科学性,那是时代的局限。但有一点天象异常,他就能想到自己是否在治国方面有失策之处是十分可贵的,另一方面他能认识到自己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,他本人不是圣人,要用众人之才智弥补自己的不足。贾谊给文帝上了一道有名的《治安策》,他虚心采纳,缩小了诸侯封国的地盘,使封国的力量削弱,中央集权得到巩固。他还下诏鼓励人们向朝廷提出意见,废除了过去制定的诽谤朝廷罪和传布谣言罪,使大臣和民众都能畅所欲言。汉文帝如此勤于政事,从言纳谏的做法,在封建社会是少见的。

  汉文帝提倡节俭,以民生为先的风范也十分突出。他长期驻节晋阳,养成了清廉的品格。文帝在位23年,宫室、园林、狗马、服饰和御用器具,都没有什么增加。有一次,他打算建造一个露台,即现在的凉台,叫来工匠一计算,要花费黄金100斤。文帝说,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十户的家产,我继承先帝的宫室,常感到恐惧和羞愧,为何还要建造这样的露台呢?从当时国力财政来说,建造这样一个露台,规模也不是太大,也算不了什么。但文帝觉得过于奢侈,而作罢。他常常穿着粗糙的丝绸缝制的衣服,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,衣服也不准拖地,帏帐不准绣花。文帝后元七年(前157年)天下大旱,蝗虫成灾。文帝下诏,不准诸侯向朝廷进贡,减少供皇帝享乐的服饰、用具和狗马,以忠厚朴实为天下人做出榜样。文帝生前还留下遗诏,说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,就没有不死的。死是天地间的常理,是万物成长的规律,没有什么可悲哀的。为他建造陵墓时,要都用瓦器,不准用金、银、铜、锡等贵重金属作装饰,不准修造高大的坟墓,陵墓周围的山河要保持原貌,不许有改变。丧事要从简,唁吊只搞三天。后宫中嫔妃和夫人以下的,都送归母家。以便节省人力和资金。一个封建帝王,能这样节约律己关心民生疾苦,的确是难能可贵的。

  汉文帝去世后,景帝刘启继承了文帝的贤政,继续采取“与民休息”的轻徭薄赋政策,促进经济发展。在文、景二帝在位的39年间,耕地扩大,人口增加,国力兴盛,呈现出多年未有的富裕小康景象,史称“文景之治”。为以后汉武帝把汉王朝推向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,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从晋阳走去的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,功不可没,值得称道。